返乡博士，返乡媳妇……乡村到底该由谁来写？ | 土逗思

三十年过去了，关于乡村的叙事，又来到一个新的路口。在这里，要告别不接地气的、高高在上的改造与消费的书写方式，重新发现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想了什么，也要看到农民作为书写的实践。

作者 |  沙垚

编辑 | 屐松松

美编 | 黄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节与返乡体联系在了一起。

虽然在返乡体中，农村是天价彩礼，是光棍成群，是留守儿童，是性混乱……但我还是要感恩的，至少有那么多的人在反思不平等的城乡关系，未来一定是在这一代人的反思中生成的。所以，关键是如何引导反思，如何进行建设性的反思。

19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奔走呼号，“根在民间”“向民间学习”，希望以文字为乡村呐喊，召唤更多的目光关注乡村，不正是希望达到今天的效果吗？某种程度上，今天的返乡体是新启蒙以来关注乡村的实现方式。然而，等到实现了，却发现这是多么不舒服的实现。

那么，是今天错了，还是当年错了？

三十年来，乡村是“作为问题”进入到被关注的视野之中的，这与“作为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为问题的乡村与返乡体

1990年代的小报热衷于把进城务工的男性农民描述成“兽性的丈夫”，他们是会“切下妻子的鼻子和脸颊来下酒”的野蛮人；而女人是会“让人犯下强奸罪”的，让人充满性的想象。

在1988年热播的《河殇》中，农民的形象是跪在神佛面前不断的磕头，解说员嗤之以鼻地说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

《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在1988年首播。《河殇》的“河”指黄河，此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图片来源：网络

这样的人，苦难、血腥、愚昧，怎么可能不是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第一种思路是改造，尤其是价值观念上的改造。既然他们如此落后，我们就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先进和现代化，建立他们对城市的向往。于是三十年间，一大批农村人，想方设法进入城市，他们充满了对城市美好生活的想象，认为那里充满机遇，可以实现梦想，可以拥抱现代文明，潘毅把这种现象称为“精神圈地”。

然而，当他们来到城市，却发现深深陷入到“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的困境中，用廉价的劳动力把城市建设得越来越美好，这意味着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然而城市却终究是别人的。他们自己既要忍受资本的剥削，社会结构的压迫，还要忍受因贫富差距巨大而带来的心理不平衡。更何况各种不平等是明显摆在那里的，比如城乡之间医疗卫生水平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 

第二种思路是消费，通过大众媒介举着“关注”乡村的大旗对底层进行丑化和异化的叙事。被描绘的农村文化所具有的差异性、神秘性甚至荒谬性，恰恰为城市精英提供了消费的可能性，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同情与优越感。对此，罗梅花曾在2006年就批判性地白描了一幅知识分子消费底层的速写：“从文化精英的心头牵挂变成市场投机者的眼中肥肉。……我们不时会看到有些人在跑到‘底层’的犄角旮旯记录一下‘底层’的艰难生活后，再贴上‘反映底层真实生活’的标签, 送到出版社卖个好价钱。”

然而，十年过去了，从2016年“上海媳妇逃离江西”“东北农夫组团约跑”，到X博士“一个视频软件里的中国农村”，这种现象并未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问题的乡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按照现代性的想象建构出来的问题？

再往前推十年。1996年，蔡翔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底层》，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起，描写了劳动者真实的生活，他说目的在于追问“革命的承诺”与“时代的承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

倾听实践：螺蛳壳里被忽略的道场

对农村衰落的体会，没有谁比农民更深切；对重建农村美好家园的欲望，没有谁比农民更为强烈；至于复兴农村文化的途径，也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村的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各种资源。

只是因为他们不会用文字书写，以至于他们一直处于被代言的状态，在精英主导的时代，无法和知识分子、政界要员和商业大腕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平等的分享话语权。以至于在当下返乡的种种叙述中，仿佛全社会都很着急，农村该向何处去，但唯独很少听到农民的声音。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书写，也不是没有表达，只是他们不是用文字书写，他们用自己的实践，用行动书写了共和国的历史与当下。他们的书写不符合媒体炒作与吸睛的要求，也不符合城市精英的想象。所以，他们的书写很难被发现，他们的表达很难被倾听。

庆幸与感恩的是，在历史、社会和文化“幽微暗淡”的角落，我听到了农民“史诗般的表达”。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告诉世界另一种可能性。

这里还有很多的故事，我愿意信手拈来一些，与大家分享。

在陕西关中调研时，一个农民艺人告诉我，“我现在就心理不平衡，用你的时候香香的，不用你，你啥都不是。”他的意思是现在各级政府为了获得国家经费，每年都会用车把他们接到酒店，开座谈会，让他们演几折戏，再用车把他们送回来，有时候甚至只给几块钱，让他们自己坐公交车回去。“那年（大概是2009年）市群艺馆录了四个小时，才给60元，我们都不同意，吵起来了，他们才给了100元。去年（2012年）市群艺馆又给我打电话录戏，我说身子不美（舒服），不唱了。”“人家到宾馆大吃大喝，我们连顿饭都不管，丢人得很。从文化部到文化局，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不是为了艺人。大家都知道，国家每年给华县皮影50万，钱用到哪里去了？做了啥嘛？只想录个音啥的，我才拿100块钱，不知道把钱用到哪里去了。” 

皮影作为民间艺术，在中国不同地区流传，也形成了不同流派。陕西皮影集中在华县、华阴等地区，现多由乡村的中老年人表演。图片来源：网络

再比如，2008年中秋节，我结识了时年72岁的农村退休教师孙前恩。他热爱皮影戏，退休之后全身心的投入到皮影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整理中，耄耋之年学习电脑，学会了打谱软件，每日里收集各个流派老艺人唱腔的文字、音频、视频，比较研究、系统整理成曲谱，前后历时22年，自费打印了200本《华县碗碗腔皮影戏曲谱实录》。他还在家自己动手制作月琴、二弦等皮影戏的乐器、创作儿童卡通戏，编写了十几个小折子戏，但却苦于没人设计人物形象。

这几天在浙江缙云县调研，看到舞龙的民俗活动，十分震惊，无数次热泪盈眶。这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一百多人参加，数千人围观的民俗活动，在宫前村，以20岁上下的年轻人为主体，在鞭炮锣鼓声中，一条龙灯飞起，这是一种热闹，一种狂欢，既能看到年轻人的爆发力，一种潜藏在民众生活世界中的力量，也能看到传统的再造，比如龙的身上写着“敦孝悌”“爱集体”“白富美”等字样。在田洋村，大多是40岁上下的中年人举龙，伴随着礼俗音乐，每个人的表情是肃穆虔诚的，山路崎岖，在夜色中他们小心翼翼，相互帮助，有条不紊。借助传统民俗，我看到了民间的自组织力、团结力，以及文化传统对世道人心的影响。

在缙云的乡村春晚上，村支书告诉我，乡村春晚不分好与坏，只要动起来就行了，就是乡村自己的晚会。从节目来源看，有三类。一个是外出打工的人把从外面学会的节目带回村里，进行表演；第二类是热爱文艺的村民参考电视、网络改编的节目；还有则是村支书动员附近小学、幼儿园的老师们参与到村晚的表演中。我发现乡村春晚其实是一种乡村资源的总动员，这里面，有村支书个人的人脉，有当地中小学师生的参与，有乡镇文化干部的支持，也有春节返乡的大学生，返乡打工者的加入。

《老鼠娶亲》是浙江缙云汉族民间的一个传说，现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当地村民游街串巷表演，向城里人展现了农村传统婚事的全过程。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农民学习或复制了代表城市文化的电视节目或互联网上的视频，便否定他们的主体性。因为他们在主动地学习，并根据自己的审美有所取舍，留下了他们认为适合村庄、能够给村民带来快乐的节目，正是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作出了这场独居风格的晚会。

故事讲到这里，我想表达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了。

借张炼红老师一个概念“螺蛳壳里做道场”来进行概括。虽然精英社会留给乡村和农民施展腾挪的空间很小，但他们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缝隙中“生息涵养”和“坚韧维系”。无论是在政治激进的年代，还是在全球资本入侵乡村的社会结构中，他们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并同时承担起传承文化的使命。

从“返乡体”到“返乡书写”：作为方法的乡村

可喜的是，在主流返乡叙事依然带有妖魔化、污名化和浪漫化色彩时，我们也看到了星星之火。今年春节期间，有少数学者和实践者提出了从“返乡体”过渡到“返乡书写”，乡村正在从问题走向方法。首先，书写者对农村是有情义的，流露出真情实感，这种感情积累到一定时候是可以转化成建设的动力；其次，从乡愁到乡建，更多的人已经在关注如何从衰败叙事中寻找生机，寻找建设的可能性，甚至有人直接投身乡村建设；再次，也看到零星的打工者、农民和知识分子一起在新媒体上书写乡村，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

返乡书写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这说明了社会对于建设乡村的美好期待。争鸣、讨论是要有的，但如何避免在唇枪舌战中让这些“初心”被掩盖，变成“寒心”，是值得警惕与反思的。

三十年过去了，关于乡村的叙事，又来到一个新的路口。在这里，要告别不接地气的、高高在上的改造与消费的书写方式，重新发现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想了什么，也要看到农民作为书写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以重建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有机联结，而且可以把书写的权力交还人民。所以，这不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因为涉及到历史由谁来书写，历史谁为主体的问题。

乡村作为方法，是把历史还给人民。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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